罗隐（833-909），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唐代诗人。生于公元833年（太和七年），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底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乃自编其文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后来又断断续续考了几年，总共考了十多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黄巢起义后，避乱隐居九华山，光启三年（公元887年），55岁时归乡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公元909年（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去世，享年77岁。 罗隐的古诗词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杜塞天下人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
xī shī
西施
jiā guó xīng wáng zì yǒu shí, wú rén hé kǔ yuàn xī shī.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xī shī ruò jiě qīng wú guó, yuè guó wáng lái yòu shì shuí.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