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田赋考六

○水利田

　　魏史起引漳水溉邺。

　　魏襄王时，史起为邺令。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赋田之法，一夫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知也。”於是乃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秦开郑国渠。

　　韩欲疲秦人，使毋东伐，乃使水工郑国说秦，令开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国，国曰：“始臣为，然渠成亦秦之利也。”乃使卒就渠。渠成，用溉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锺，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名曰“郑国渠”。

　　秦李冰开蜀渠。

　　秦平天下，以李冰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部朋反），穿二江成都中，双过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公非刘氏《七门庙记》曰：“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观所谓七门三堰者。问於居人：其田溉几何？对曰：‘凡二万顷。’考於图书，则汉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扬州刺史刘馥实修其废。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则祀之，若信者，可谓有功矣。然吾恨史策之有遗，而怜舒人之不忘其思也。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贾以征伐显，交以出入传命谨信为功，此二者皆裂地为王，连城数十；代王喜以弃国见省，而子濞亦用力战王吴。独信区区，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兴万世之利，而爱惠岂与贾、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战，灭国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谓能，能杀人者也；与夫辟地垦土，使数十万之民世世无饥馁之患，所谓善养人者，於以相譬，犹天地之悬绝也。然覃、濞以功自名，信不见录，岂杀人易以快意，养人不见形象哉？然彼贾、濞之死，泯无闻久矣，而信至今民犹思之。”　　按：此汉初之事，史所不载，然溉田二万顷，则其功岂下於李冰、文翁邪？

　　愚读《公非集》，表而出之，以补遗轶。

　　汉文帝以文翁为蜀郡太守，穿煎氵臾（羊朱反）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人获其饶。

　　武帝开渭渠、龙首渠、白渠。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益肥关中之地，得。”天子以为然，令齐水工徐伯表（巡行表记之），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渠下民颇得以溉田矣。其后，河东守番系请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皮氏，今龙门县地，属绛郡。汾阴，今宝鼎县地。蒲坂，今河东县地，并属河东郡），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ヂ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二百万石以上。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常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与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时越人有徙者，以田与之，其租税入少府也。稍，惭也。其人未多，故谓之“稍”）。其后庄熊罴言：

　　“临晋民（即今冯翊县）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重泉在今冯翊郡界，今有干坑，即熊罴之所穿渠）故恶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於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音惩）引洛水至商颜下（征在冯翊郡，即今郡之澄城县。商颜，今冯翊县界）。岸善崩（洛水岸），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下流曰“颓”），东至山岭十余里。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是时，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诸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泽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在郑国渠之里，今尚谓之辅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素不得郑国之溉灌者。仰谓上向）。帝曰：“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约令。郡谓四方诸郡），其议减，令吏民免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平徭者，均齐渠堰之力役，谓俱得水之利）。”后十六岁，赵中大夫白公（此时无公爵，盖相呼尊老之称也）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音药）阳（谷口，今阳县治谷是也），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决渠为雨（锸，锹）。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水停淤泥，可以当粪）。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之饶也。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数不登，而梁、楚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干封少雨，乃发卒塞瓠子决河，筑宫其上，名“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梁、楚乃无水灾。是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辅渠，倪宽所穿）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元帝时，召信臣造钳卢陂。

　　建昭中，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於穰县理南六十里造钳卢陂，累石为堤，傍开六石门以节水势，泽中有钳卢王池，因以为名。用广溉灌，岁岁增多至三万顷，人得其利。及后汉，杜诗为太守，后收其业，时歌之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息夫躬传》：躬言：“秦开郑国渠以富国强兵，今为京师，土地肥饶，可度地势水泉，广灌溉之利。”天子使躬持节领护三辅都水，躬上表，欲穿长安城，引漕注太仓下，以省转输。议不可成，乃止。

　　《翟方进传》：汝南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

　　方进为相，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是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及翟氏灭，乡曲归恶，言方进请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云。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

　　后汉章帝建初中，王景为庐江太守。郡部安丰县有楚孙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废，景重修之，境内丰给（陂径百里，灌田万顷，在今安丰县界）。

　　顺帝永和五年，马臻为会稽太守，始立镜湖，筑塘周回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顷，至今人获其利。

　　晋武帝咸宁元年，东南水灾，杜预请决坏诸陂，从之。

　　诏曰：“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春以来略不下种，深以为虑。主者何以为百姓计？”当阳侯杜预上疏曰：“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氵亭，高地皆多尧脊，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为思虑。臣愚谓既以水为田，当恃鱼菜螺蚌，而洪陂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及荆河州东界（兖州东界，今济阳、济阴、东平、鲁郡之。荆河州东界，今汝南、汝阴、谯郡之也）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至春大种五，五必丰，此又明年之益也。”杜预又言：“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顷来户口日增，而陂堰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种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堰，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也。臣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垦至。臣又见宋汉、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按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三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无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州界中，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涝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汉氏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先劝，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其旧陂堰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早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长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为患，今因其所患而宣泻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论而得。

　　臣不胜愚意，常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朝廷从之。

　　按：水利之说，三代无有也。盖井田之行，方井之地，广四尺，谓之沟；十里之成，广八尺，谓之洫；百里之同，广二寻，谓之浍。夫自四尺之沟，积而至於二寻之浍，则夫一同之，而捐膏腴之地以为沟洫之制，捐赋税之入以治沟洫之利，盖不少矣，是以能时其蓄泄，以备水旱。子产相郑，犹必使田有封洫，盖谓此也。自秦人开阡陌，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沟洫之制大坏。后之智者，遂因川泽之势，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说兴焉，魏起、郑、白之徒以此为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於旱岁，不幸霪潦，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凯所以决坏堤防，以纾水患也。

　　张（音开）为晋陵内史，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乃立曲阿新丰塘（今丹阳郡），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

　　宋文帝时，刘义欣为荆河刺史，治寿阳（寿春）。芍陂良田万顷，堤堰久坏，秋夏常苦旱。乃因旧沟引淠水（在汝南）入陂，伐木开溱，水得通泾，由是丰稔。

　　后魏刁雍为薄骨律镇将，至镇，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镇，今灵武郡。富平，今回乐县）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余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计昔时高於河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颓。渠既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按旧引水，水亦难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为二，西河小狭，水广百四十步。臣今请入来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凿渠，广十五步，深五尺，筑其两岸，令高一丈。

　　北行四十里，还入占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

　　计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尺，绝岸小河。二十日功，计得成毕，合计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余顷。旬日之，则水一遍，水凡四溉，得成实。”从之。公私获其利。

　　裴延携为幽州刺史，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不复，水旱为害。延携自度水形营造，未几而就，溉田万余顷，为利十倍。

　　唐武德七年，同州治中得臣开渠，自龙首引黄河溉田六十余顷。

　　贞观十一年，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称以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业，乃引雷陂水，又筑白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

　　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堰遏费水。”太尉长孙无忌曰：“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

　　又渠水发源本高，向下支分极众，若使流至同州，则水饶足。比为碾用水，泄渠水随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检渠上碾，皆毁之。至大历中，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

　　开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奏疏：三辅诸渠，王公之家缘渠立，以害水田。

　　一切毁之，百姓蒙利。

　　广德二年，户部侍郎李栖筠等奏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碾七十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

　　大历十二年，京兆尹黎开决郑、白二水支渠，毁碾，以便水利，复秦、汉水道。　　建中三年，宰相杨炎请於丰州置屯田，发关辅人开陵阳渠（详见《屯田门》）。

　　贞元八年，嗣曹王皋为荆南节度观察使。先是，江陵东北七十里有废田旁汉古堤，坏决凡二处，每夏则为浸溢。皋始命塞之，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锺。楚俗佻薄，旧不凿井，悉饮陂泽。皋乃令合钱凿井，人以为便。

　　元和八年，孟简为常州刺史，开漕古孟渎，长四十里，得沃壤四千余顷。十二月，魏博观察使田弘正奏准诏开卫州黎阳县古黄河故道，从郑滑节使薛平之请也。先是，滑州多水灾，其城西去黄河止二里，每夏雨涨溢，则浸坏城郭，水及羊马城之半。薛平询诸将吏，得古黄河道於卫州黎阳县界，遣从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田弘正，请开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与平皆以上闻，诏许之。乃於郑、滑两郡征促万人，凿古河，南北长十四里，东西阔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决旧河以注新河，遂无水患焉。　　十三年，湖州刺史于ν复长城县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十顷。

　　长庆二年，温造为郎州刺史，奏开复乡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郡人利之，名为“右史渠。”至太和五年，造复为河阳节度使，奏浚怀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万，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顷。

　　长庆中，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浚钱塘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涵，南有{见}，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顷，每一伏时可溉五十余顷。作《湖石记》，言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则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　　周显德五年，以尚书司勋郎中何幼冲为开中渠堰使，命於雍耀二州界疏泾水以溉田。

　　宋太宗皇帝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及临济令黄懋请於河北诸州置水利田，兴堰六百里，置斗门灌溉（详见《屯田门》）。

　　神宗熙宁元年，遣使察农田水利，程颢等八人充使。王临言：“保州塘泺以西可筑堤植木，凡十九里。堤内可引水处即种稻，水不及处并为方田。又因出土作沟，以限戎马。”从之。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陂塘，异时皆畜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多所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处，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实，当议旌宠。

　　苏轼上书论之，略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皆略尽矣。今欲凿空寻访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沮格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物，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熙宁四年，御史刘挚言：“内臣程、大理寺丞李宜之於河北开修漳河，功力浩大，朝廷既令权罢，则利害姑置之。朝廷又令总领淤田司事，臣谨按程等将命兴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实闻於朝，复恐生事兴患，未有穷已。乞明布等罪状，重行贬窜。”王安石为辩甚力，遂寝不报。　　六年，赐屯田员外郎侯叔献等淤田各十顷。叔献等引河水淤田，决清水於畿县、澶州，坏民田庐冢墓，岁被其患。他州县淤田类如此，朝廷不知也。

　　七年，提举河北常平等事韩宗师劾程导滹沱河水淤田，而堤坏水溢，广害民稼，欺罔十六罪。诏分析，王安石复为之辩明云。

　　原武等县民，因淤田侵坏庐舍坟墓，又妨秋种，相率诣阙诉。使者闻之，急责其令追呼，将杖之，民即缪曰：“诣阙谢耳。”使者因代为百姓谢淤田表，遣吏诣鼓院投之。状有二百余名，但二吏来投，安石喜，上亦不知其妄也。

　　吕氏曰：“汴河乃京师之司命，安石信小人之狂言，谓决水淤田，可以省漕食。甚至河北塘泺，乃北边之设险，而安石以塘泺为无益，数欲废之。本朝恃河以捍虏，恃汴以通食，恃塘泺以安边，而安石乃於根本之地，数出高奇之策以动之，其罪大矣。”

　　六年，诏：“创水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原。”

　　沈括言：“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皆湮废之。乞下司农贷官钱募民兴役。”从之。

　　七年，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修水利。

　　九年，前相度淮南路水利刘瑾言：“体访扬州江都县古盐河，高邮县陈公塘等湖，天长县白马塘、沛塘，楚州宝应县泥港、射马港，山阳县渡塘沟、龙兴浦，淮阴县青州涧，宿州虹县万安湖、小河，寿州安丰县芍陂等，可兴置。古盐、万安湖、小河已令司农寺结绝，欲令逐路转运司选官覆案施行。”从之。

　　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　　高宗绍兴七年，潭州守臣吕颐浩修复马氏时龟塘田万顷。

　　侍御史萧振奏：“乞诏亲民官各分委土豪，共修陂塘水利，县满任批书印历，量加旌赏。”

　　隆兴元年，知绍兴府吴芾乞浚会稽、山阴、诸暨县旧湖，以复水利，及筑萧山县海塘，以限咸潮。从之。又开掘鉴湖。

　　干道二年，诏漕臣王炎相视开掘浙西势家新围田，谓草荡、荷荡、菱荡、及陂湖、溪港岸际筑塍畦围裹耕种者，所至令守、ヘ、县令同共措置。

　　五年，知明州张津奏，乞开东钱湖潴水灌田。从之。　　七年，四川宣抚使王炎奏开兴元府山河堰，溉南郑、褒城田九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诏奖谕。

　　淳熙二年，淮东总领钱良臣奏，修复镇江府练湖凡七十二源，灌田百余万亩。

　　从之。

　　三年，监察御史傅淇奏：“近臣僚奏陈围田湮塞水道之害，陛下复令监司守臣禁止围裹，此乃拔本塞源之要术。然豪右之家，未有无所凭依而肆意筑围者，闻浙西诸县江湖草荡，计亩纳钱，利其所入，给据付之。望条约诸县，毋得给据与官民户及寺观。”上曰：“此乃侵占之田，今绝其源，后去复此患。可令漕司、常平司察之。”

　　宁宗嘉定七年，令临安府复西湖旧界至，自嘉泰以后续租地段侵占湖面处，尽行开拓，仍尽蠲岁增租钱。

　　◎圩田水利　　江东水乡堤河两涯，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

　　绍兴元年，诏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议修圩官赏罚。诏修圩钱米及贷民种粮，并於宣州常平义仓米拨借。又诏建康新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余顷。近岁垦田不及三分之一，至是，始立额。

　　绍兴二十三年，诏以永丰圩赐秦桧。桧死，圩复归有司。　　干道元年，诏令淮西总领所拨付建康中收到子粒令项桩管，非诏旨得擅用。

　　臣僚言：“秦桧既得永丰圩，竭江东漕计修筑堤岸，自此水患及於宣、池、太平、建康。昨据总领所申：通管田七百三十顷，共理租二十一万一千余秤。当年所收才及其半，次年仅收十五之一。假令岁收尽及元数，不过米二万余石，而四州岁有水患，所失民租何翅十倍？乞下江东转运司相度，本圩如害民者广，乞依浙西例开掘，及免租户积欠。”从之。江东转运司奏：“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今五十余载，横截水势，每遇泛涨，冲决民圩，为害非细。虽营田千顷，自开修至今，可耕者止四百顷，而损害数州民田，失税数倍。欲将永丰圩废掘潴水，其在侧民圩不碍水道者如旧。”诏从之。其后漕臣韩元吉言：“此圩初是百姓请佃，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五十年，皆权臣大将之家，又在御府，其管庄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船，囊橐盗贼，乡民病之，非圩田能病民也。”於是开掘之命遂寝。

　　干道九年，诏户部侍郎叶衡实宁国府、太平州圩岸。五月，衡言：“宁国府惠民、化成旧圩四十余里，新增筑九里余，太平州黄州镇福定圩周回四十余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回一百五十余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岸大小不等，周回总约二百九十余里，通当涂圩岸共约四百八十余里。并皆高阔壮实，濒水一岸种植榆柳，足捍风涛，询之农民，实为永利。”於是诏奖谕。　　知宁国府汪澈言：“他圩无大害，惟童圩最为民害，只决此圩，水势且顺。”从之。

　　◎湖田围田

　　绍兴五年春二月，宝文阁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不为灾。本朝庆历、嘉，始有盗湖为田者，三司使切责漕臣甚严。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壬子岁，尝取会余姚、上虞两邑利害，自废湖以来，每县所得租课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遂先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望诏漕臣访问，应明、越湖田尽行废罢，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并遍下诸路监司守令条上。”诏诸路漕臣躬亲相度，以闻於朝。　　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军下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望诏有司究治，尽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田畴均利。”从之。

　　按：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来，其在浙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主其事者皆近亻幸、权臣，是以委邻为壑，利已困民，皆不复问。《涑水记闻》言：“王介甫欲兴水利，有献言欲涸梁山泊可得良田万顷者，介甫然其说，复以为恐无贮水之地，刘贡甫言，在其旁别穿一梁山泊则可以贮之矣。介甫笑而止。当时以为戏谈。”今观建康之永丰圩、明越之湖田，大率即涸梁山泊之策也。

　　◎沙田芦场

　　绍兴二十八年，诏户部员外郎莫同浙西、江东、淮南漕臣赵子氵肃、邓根、孙荩检视逐路沙田、芦场。先是，言者谓江、淮沙田、芦场为人冒占，岁失官课至多，故以命等。既而侍御史叶义问等言贫民受害，乃诏：“沙田、芦场止为世家诡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户勿一例根括。”寻诏官户十顷、民户二十顷以上并增租，余如旧。置提领官田所领之，不隶户部。

　　二十九年，诏尽罢所增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