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六十·封建考一

○上古至周封建之制

　　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谓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也）。

　　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不恭，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谓黄帝克炎帝之后）。蚩尤作乱，不用帝命。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蚩尤，当时诸侯之强者）。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置左右大监，监於万国（上监去声，下监平声。

　　监，若周召分陕也）。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

　　舜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上日，朔日。终谓尧终帝位之事。文祖，尧文德之祖庙也）。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辑，敛。既，尽。觐，见。班，还。后，君也。舜敛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尽以正月中，乃日日见四岳及九州牧监，还五瑞於诸侯，与之正始）。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既班瑞，之明月，乃东巡。燔柴，乃祭天告至也），望秩于山川（东岳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如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之类）。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时之气节，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齐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两皆均同。律，阴吕阳律也），修五礼（吉、凶、军、宾、嘉）、五玉（五等诸侯所执）、三帛（诸侯世子执，公之孤执元，附庸之君执黄）、二生（卿执羔，大夫执雁是也）、一死（士执雉）、贽，如五器（器，圭璧也），卒乃复（器还，贽不还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后归告至文祖庙。特，一牛也）。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各朝於方岳之下），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按：封建莫知其所从始也。三代以前事迹不可考，召会征讨之事见於《史记·黄帝纪》，巡守朝觐之事见於《虞书·舜典》，故摭其所纪以为事始。

　　禹承唐虞之盛，涂山之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及其衰也，有有穷、孔甲之乱，遭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於涂山，十损其七。

　　其后纣作淫虐，周武王致商之罪，一戎衣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国。

　　郑氏曰：“《春秋传》曰：‘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言执玉帛者则是惟谓中国耳。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禹承尧、舜而然矣。要服之地，内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

　　临川王氏曰：“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此左氏之妄也。禹之会涂山在东方，不过见东方诸侯耳，岂使四海之内会於一山之下哉？以禹之时有万国，则不当指涂山而言也。书曰万国，总四海之内大略而言。且九州之地，今可以见，若皆以为国，则山川沮泽不可以居民，独立一君，孰为之民乎？”

　　慈湖杨氏曰：“尧舜协和万邦，《春秋传》称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此言其大数耳。使不满，亦可言万，或倍万，亦可言万，如言万物万民，奚止於万邪？皆举其大略言之耳。先儒顾必欲整整释所谓万数。郑康成谓州十有二师者，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州十有二师，则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余四百国在畿内，则整整为万国，不多一，不少一，吁！可哂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孝经》说亦云周千八百诸侯，此或据古志而云。

　　汉博士求其说而不可得，遂为之说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云云），凡二百一十国，八州千六百八十国。又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云云），凡九十三国，以应周千八百诸侯之数。武王之兴，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康成遂又谓三分有二，则殷末千二百诸侯，牵合可笑之甚。独不思诸侯之建，不知其所始，其为君为长者，地鬼德齐，莫能相尚。其圣人出焉，举天下咸归服之，是为帝为王。夫所谓为君为长者，皆诸侯也。大小多少之数，岂得而预定，则又岂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损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数邪？武王克商，灭国者五十尔，余率因其旧，则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讵能尽更而易之？虽有功德则加地，有罪则削地，其有功有罪者，亦不见数。姑仍其旧，乃势之常，而汉儒为是等等差，差不可少有增损之制，则亦不思之甚矣。

　　先公曰：“愚按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传夏商及周文武之止千七百余国，盟津之会虽曰八百诸侯，然未尝有以名字自见者，曾不如庸、蜀、羌、{髟矛}、微、卢、彭、濮之犹以其号自见者，何也？异时周家所资以藩屏王室者，皆周所自封之诸侯。而古诸侯无所存者，如奚仲之后为薛，皋陶之后为六、蓼，仅见於春秋时，此所谓古诸侯也。然皆小国寡民，凛不自保於强大之，而终以见灭耳。

　　柳子厚言：‘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资以灭夏者，汤不得而废；资以灭商者，武王不得而废也。’苏黄门言：‘商、周之初，上古诸侯棋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继，势如犬牙，数世之后，皆为故国，不可复动，是则然矣。今以当时事势推之，所谓古诸侯者，土地人民其存余几，亦何不可废，不可动之有，武王、周公定周之初，封建可也，郡县亦可也。圣人之心以公而不以私。封建，则世守其国家，而以天下之地与天下为公；郡县，则更易其守令，而以天下之权为一人之私。公私之分，而享国之久近存焉耳。’”　　《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川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音闲。建，立也。立大国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国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国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泽不以封者，与民同财，不得障管，亦赋税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千九里者九也，其一为县内，余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礼，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为畿内，余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设法一州。

　　封地方五百里者不过四，谓之大国。又封方四百里者不过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过十一，谓次国。又封方二百里者不过二十五，及余方百里者，谓之小国。盈上四等之数。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国，则余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处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余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分，其余以禄土，为田（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诗·殷颂》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周亦日畿。畿内大国九者，三公之田三，为有致仕者副之为六也，其余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国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为有致仕者副之为十二，又三为三孤之田，其余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国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为有致仕者副之为五十四，其余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无职佐公论道耳，虽有致仕，犹可即而谋焉。分读为班）。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与音预。不与，不在数中也。《春秋传》曰：“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言执玉帛则是唯谓中国耳。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

　　禹承尧舜而然矣。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孝经》说曰：“周千八百诸侯，布列五千里内。”此又改周之法，关盛衰之中，三七之以为说也。终此说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也。其一为畿内，余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余诸侯之地，大小则未得而闻也）。

　　《朱子语录》曰：“封国之制，汉儒之说只是立下一个算法，非惟施之当今不可行，求之昔时亦有难晓处。且如九州之地，冀州极阔，河东、河北皆在焉。

　　雍州亦阔，陕西五路皆属焉。若青、兖、徐、豫，则疆界有不足者矣。设如夏时封建之国，至商革命之后不成，地多者，削其国以予少者，如此则彼未必服，或以生乱。又如周王以原田予晋文，其民不服，至於伐之。盖世守其地，不肯遽从他人，若封王子弟，必须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载齐地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若成王不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顿放处。

　　此诸侯出军之制。（见书３１７４页有一个表）

　　此成国兼附庸之制。

　　◎司徒建邦国之图（见书３１７５页有表）

　　◎职方封国设法之图（见书３１７６页有表）（见书３１７７页有表）

　　◎成王广鲁之图

　　《明堂位》云：鲁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

　　如《司马法》，方七百里出革车几五千乘。《诗》云：“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则七百里盖包山川、土田、附庸言之，车止千乘，则犹大国之制。（见书３１７８页有表）

　　◎今定分土惟三之图

　　一同为三郊，一同为三遂，余二同半出赋二百五十乘，合千乘，公地四同有半，为方二百一十一里。侯上同于公。（见书３１７８页有表）　　◎伯新图

　　一同为方七十里者二（一为二郊，一为二遂），余一同（出赋百乘）合六百乘。

　　伯地二同，为方百四十一里，实二百四十步。（见书３１７９页有表）

　　◎男新图

　　一同为方五十里者四（一为一军，一为一遂），余为五十里者二（定出赋五十乘，合三百乘）。

　　子下同于男。《周礼》于男独见，自有封疆，可推而上。（见书１３８０页有表）

　　《周礼·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正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半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职方氏》：“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十一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

　　《尚书·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孟子·万章》，北宫问周室班爵禄，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

　　《左传》：子产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

　　唐氏曰：“学者见《大司徒》建邦国封疆与《武成》分土之等《孟子》班禄之制不合，因谓《周礼》非周公之制。为《周礼》者又强为之说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变商汤之制，虽小国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费誓》曰：‘鲁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然则大国三军，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御事，司徒、司马、司空。’然则大国三军，三卿为之帅，一军之戎车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诸侯之军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异？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乌睹所谓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灭国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国，分土之制遽过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犹三倍，何所容之？后儒不能通，则曰是兼附庸。诚是也，抑不思百里之地，提封万井，三分去一，为六万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为兵六万，尚不足三郊三遂七万五千人之数，为车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数。所谓园廛、宅田、士田、贾田、官田、赏田、牛田、牧田，与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亩，又征其什二，他无余地，车辇马牛干戈之属，於何出之？百亩之分，以中农计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则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等之禄也。六万夫之税，足当中农夫六千人而已，三乡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给之？尚未言三遂之吏与其百官之众，府史胥徒之禄，宗庙朝廷之礼，王国之朝贡，四邻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为公侯之国，明甚。况七十里止二万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万五千夫之地，其不能为诸侯之国，抑又明矣。然则子产、孟子之言非欤？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为言，省文而互见，详而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为国，有军有赋。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此军也，出於国之郊者也。天子万乘，诸侯千乘，此赋也，出於成国者也。自军言之，则方百里而具三军，方七十里而具二军，方五十里而具一军，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军。自赋言之，则方千里而具万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军与赋而言之，则方千里者，为兵车万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为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军，又五十里者为一遂，合为兵车二百五十乘。余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赋五十乘。军赋合三百乘，男之国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军，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当一同，合为兵车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赋百乘，军赋合六百乘，伯之国也。百里而具三军，又百里而具三遂，合为兵车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赋二百五十乘，军赋合千乘，公之国也。伯二同，则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则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谓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则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虽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内矣。今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证也。‘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证也。‘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奄有凫绎，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证也。封疆之内，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军制赋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车千乘，则举封疆而言。虽七百里犹可，而况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军赋而言之；於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独举军制而言也。於天子言万乘者，以赋法通率也。於诸侯言千乘者，兼军赋而言也。於诸公言五百里，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诸男言百里者，独举其出军赋之封疆也。　　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见，若异而相通，何尝纤毫牾哉？且先王之於诸侯，岂其封疆一定而遂无所劝惩哉？公之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庆而益以地，则岂以百里为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见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庆而益，责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广鲁以七百里，则广周公云尔，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齐有赐履焉，於卫有封畛土略焉，於韩侯有奄受北国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数也。与《武成》、《孟子》之言盖相表里矣。然则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诸儒之说孰是乎？曰：皆非也。郑司农谓所食租税之数，男五十里，是大国贡轻，小国贡重也。郑康成谓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

　　是大国土沃，而小国土瘠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岂诸侯之地皆无不易者哉？康成之说既不通司农之说，又倒置轻大而重小，是侮弱而畏强也。岂所谓‘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产曰：‘先王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谓邦内甸服也。畿外诸侯则列尊贡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轻乎？康成曰‘大国贡重正之也，小国贡轻字之也’，其意是矣。柰何以一易、再易、三易为说也？授之沃壤而贡重，予之瘠上而贡轻，是乃当然，乌在其为正之、字之哉？当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为正，然王食岂尽取其所税哉？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十一取诸侯，则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一耳。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於其什一之中概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贡重欤？《职方氏》七伯当为什一伯，注说为是。”

　　陈氏《礼书》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称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异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异，故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之地方四百里，诸伯之地方三百里，诸子之地方二百里，诸男之地方百里。盖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广封也。正封则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无所屈卑者，嫌於削而无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从侯，男之地必上而从子。至於广封，则欲上之政令，有所统而不烦；下之职贡，有所附而不费。又非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异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异於子也。”　　《朱氏语录》曰：“向来君举进《制度说》，《周礼》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围五百里，径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径只百里；方三百里，径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径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径只二十五里。有奇其说，与《王制》等语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则四，公以封侯则六，侯以封伯则七，伯以封子则二十五，子以封男则百。男其地已有定数，此说如何可通？况男国二十五里之小，则国君即今之一耆长耳，何以为国君？”

　　按：诸侯分封受地之多寡，《周礼·大司徒》、《职方氏》所载，与《王制》及子产、孟子所言不合。郑注以为合山川、附庸而言，先儒遂欲融会二说而一之。

　　如陈祥道、唐仲友之论特为明畅，故备录之。若止斋径围之说，则侯伯子之地仅可吻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仅得五十里之半，其与《王制》、《孟子》所言均之，为龃龉不合耳。　　右分封之制。

　　《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钅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内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赋之事，故谓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总，刈禾曰钅至，半稿也。半稿去皮曰秸。谓之服者，三百内去王城为近，非惟纳总、钅至、秸，而又使之服输将之事也。独於秸言之者，总前二者而言也。粟，也。内百里为最近，故并禾本总赋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稿纳也。外百里又次之，去稿粗皮纳也。外百里为远，去其穗而纳也。外百里为尤远，去其而纳米也。盖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为五等者也）。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侯服者，侯国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国也。诸侯，诸侯之爵大国次国也。

　　先小国而后大国者，大可以御外侮，小得以安内附也。此所谓分侯服五百里而为三等也）。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安也。谓之绥者，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绥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内外之，故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去王畿已远，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国。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传》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荒服去王畿益远，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而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之别也。此所谓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蔡氏曰：“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则二千五百里，南北东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千五千’。然尧都冀州，冀之北境并中、涿、易亦恐无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东南财赋所出，则反弃於要荒，以地势考之，殊未可晓。但意古今地土盛衰不同，当舜之时，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后世耳，亦犹闽、浙之，旧为蛮夷渊薮，而今富庶繁衍，遂为上国。

　　土地兴废，不可以一时概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蕃。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并之则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为万里，盖倍禹服之数也。《汉·地志》亦言东西九千里，南北一万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狭而周汉地广，或以周服里数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长短，或以为禹直方计，而后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论。盖禹声教所及则地尽四海，而其疆理则止以五服为制，至荒服之外又别为区画。如所谓咸建五长是已，周汉则尽其地之所至，而疆画之也。”

　　《周礼·大司马》：“乃以九畿之法，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

　　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

　　《国语·周语》，祭公谋父谏穆王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外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

　　唐氏曰：“尧命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为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东渐、西被、朔、南暨声教者，不在五服之内，则与九州之法实同无毫差矣。学者惑於五百里之说，谓周公斥大封域，九州之界方七千里，非也。又谓夷、镇皆在九州之外，亦非也。或谓周之境广於《禹贡》五百里，虽稍异於郑氏，亦未尽知《禹贡》也。若如二说，则不惟不与《禹贡》合。《周官》既言六服，又言五服。祭公谋父，周人也，不言九服而言五服，何哉？盖九服、五服一也。自《禹贡》一面言之，率五百里为限；《周礼》以二而言之，率以二百五十里为限。则自镇畿而内，二畿而当一服，与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无纤毫牾者。周公、祭公之说亦不待释而明矣。惟蕃畿在九州之外，即所谓东渐、西被、朔、南暨声教者也。《周官》以二百五十里率之，亦非地域止於此也。夷、镇尚在九州之内，以其荒服，使之终王，各挚所宝，同於蕃国。《行人》之言与《周官》六服合矣，不谓夷、镇即在九州之外也。然则商制如何？曰：《诗·颂》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自邦畿至四海，知其与《禹贡》、《周礼》同制也。又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中举来享，外举来王，知其与祭公之言合也。况作《康诰》之初，《周礼》未制，已言侯、甸、男、邦、采、卫，则周因商礼，其可知矣。然则《王制》言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说者谓商之制有诸乎？曰：《王制》，汉文帝博士所作。自春秋而降，四夷交侵，中国之境土褊矣。《王制》采《六经》而作，欲行诸当时，此乃据所见境土言之，岂商制哉？方五千里为方千里者二十五，由尧迄周，无异制也。况《禹贡》五服，自侯服而外，已有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别，与周九畿何异哉？今具图以见《禹贡》、《周礼》祭父所言皆同制，并畿内郊甸稍县都纳总、钅至、秸、粟、米之制具著焉。”

　　右畿服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