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五代史

薛居正五代史

　　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其五代史者乃后人总括之名也。七年闰十月，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监修者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为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见宋史及晁公武读书志、玉海所引中兴书目）皆本各朝实录为稿本。此官修之史也。

　　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没后，熙宁五年，诏求其书刊行。（见宋史）

　　于是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止用欧史，于是薛史渐湮。惟前明永乐大典多载其遗文，然已割裂淆乱，非薛史篇第之旧。恭逢我皇上开四库馆，命诸臣就永乐大典中甄录排纂，其缺逸者，则采宋人书中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于是薛史复为完书，仍得列于正史，遂成二十三史之数。今覆而案之，虽文笔迥不逮欧史，然事实较详。盖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以四、五百年久晦之书，一旦复出，俾考古者得参互核订，所以嘉惠后学，诚非浅鲜也。

　　薛史全采各朝实录

　　五代虽乱离，而各朝俱有实录。

　　梁贞明中，诏李琪、张衮却、殷象、冯锡嘉修太祖实录，共成三十卷。寻以事多漏略，又诏敬翔补缉，翔乃别成三十卷，名曰“大梁编遗录”，与实录并行。（见薛史李琪及敬翔传）此梁祖实录，贞明中所成也。（其庶人友圭及末帝实录，则周时补修，说见后。）

　　后唐明宗天成四年，诏卢质、何瓒、韩彦晖纂修武皇以上及庄宗实录，瓒奏“张昭有史才，（即张昭远，后单名昭，宋史有传）尝私撰同光实录，又欲撰三祖志，并藏唐昭宗赐武皇制诏九十余，请以昭为修撰，并其所撰送史馆。”从之。昭以懿献及武皇不践帝位，乃为纪年录二十卷、庄宗实录三十卷上之，（见薛史唐纪及五代会要、宋史张昭传）此唐武皇以上载纪及庄宗实录，乃天成中所成也。（薛史李愚传：明宗时愚监修国史，与诸儒修创业功臣传三十卷。又李之仪集，记：赵凤修庄宗实录，不载何挺劾刘煦疏，煦德之。是实录并有诸臣列传，不特朝廷政事也。）

　　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实录，次年，监修国史姚顗、史官张昭、李祥、吴承范等修成三十卷上之。（见薛史唐纪及吴承范传、宋史张昭传）此明宗实录，清泰中所成也。（其闵帝、废帝实录，则周广顺中补修，说见后。）

　　晋在汉前，而晋祖实录反成在后。后周广顺元年七月，史官贾纬等以所撰晋高祖实录三十卷、少帝实录二十卷上之。此晋二帝实录，皆周广顺中所成也。

　　汉干祐二年二月，诏左谏议大夫贾纬等修高祖实录，是年十月，监修国史苏逢吉、史官贾纬等修成二十卷上之。（见汉纪）此汉祖实录，干祐中所成也。（其隐帝实录，亦周显德中补修，说见后。）　　周显德三年，诏兵部尚书张昭纂修太祖实录，五年，昭等修成二十卷上之。六年，世宗崩，王溥请修世宗实录，以扈蒙、张澹、王格、董淳为纂修官。（见周纪及宋史王溥传）此周太祖实录，皆显德中所成。而世宗实录亦是时所修也。

　　其梁庶人友圭及末帝等实录，亦皆周代所修。显德三年，诏张昭补修梁末帝及唐清泰帝两朝实录，昭奏“本朝太祖历试之事在汉隐帝时，请先修隐帝实录，以全太祖之事。又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圭弑逆，数月未有纪录，请仿宋书元凶劭之例，书为元凶友圭。唐清泰帝前，尚有闵帝在位四月，亦未有编纪，并请修闵帝实录，其清泰帝请书为废帝。”从之。（见周纪及五代会要、宋史张昭传）此梁庶人友圭及末帝、唐闵帝、废帝、汉隐帝实录，皆周显德中所补修也。

　　可见五代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故一年之内，即能告成。今案其纪载，不惟可见其采取实录之迹，而各朝实录之书法，亦并可概见焉。

　　薛史书法回护处　　梁太祖纪：

　　朱瑄、朱瑾救汴，后帝（即朱温）以其有力于己，厚礼而归之。瑄、瑾以帝军士勇悍，悬金帛诱之，军士利其赀，赴之者众，帝乃移檄让之，瑾等来使不逊，乃命朱珍侵曹伐濮。案通鉴考异及五代史补：朱温常患兵力不足，敬翔说“令麾下士诈为叛逃，即奏于唐帝，并告四邻，以追叛为名，可以拓地广众。”温大喜，从之。是兖郓本无诱兵之事，特温托词以为兵端也。而薛史云云，是真谓瑄、瑾以诱兵启衅矣。欧史则直书宣（欧史瑄作宣）、瑾助汴，已破秦宗权东归，王（朱温时已封王）移檄兖郓，诬其诱汴亡卒，乃发兵攻之。

　　天祐元年七月，帝发东都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内，遗制以辉王柷为嗣。十月，帝至洛阳，临于梓宫，只见于嗣君。案李彦威（即朱友恭）、氏叔琮等传：温既迁唐昭宗于洛阴，遣敬翔至洛，令彦威、叔琮行弑，以龙武兵夜入叩宫奏事，夫人裴正一开门，问“奏事何得以兵入？”牙官史太杀之，直趋椒兰殿，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剑逐而弑之。是昭宗之被弑，实温使彦威等行事也。而薛史云温在河中，昭宗遇弑于大内。一若昭宗之弑，无与于温者。下又云温至洛，临于梓宫，只见于嗣君。一似能曲尽臣节者。欧史则直书温遣朱友恭、氏叔琮、蒋元晖等行弑，昭宗崩。

　　二年十一月，天子（唐昭宣帝，亦称哀帝）命帝（朱温）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帝为魏王，兼备九锡之命，帝让相国、魏王、九锡。案孔循传：唐哀帝封温魏王备九锡，拒不受，蒋元晖、柳灿驰谓温曰“自古革易之际，必先建国，备九锡，然后禅位。”温曰“我不由九锡作天子可乎？”是温急于篡国，非让殊礼也。而薛史云云，则似温真能辞让矣。欧史则云温怒不受。　　是岁唐昭宣帝卜祀天于南郊，温怒，以为蒋元晖等欲延唐祚，昭宣帝惧，遂改卜郊。薛史不书。　　又是岁，温遣人告蒋元晖私侍何太后，遂杀元晖，弑太后。薛史亦不书。

　　昭宣帝禅位后，梁封为济阴王。开平二年正月弑之。薛史亦不书。

　　干化二年，温为其子友圭所弑。薛史亦不书，但书友圭葬太祖于伊阙，号宣陵。

　　唐明宗纪：

　　帝奉庄宗命讨赵在礼，至邺城，夜有军士张破败等鼓噪逼营曰“城中兵何罪？直畏死耳！今已与城中约，欲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帝力拒之，乱兵益擐甲露刃，环帝左右，安重诲、霍彦威蹑帝足，请诡许之，因为乱兵拥入城，夕乃得出。帝欲归藩上章，图再举，重诲等谓“元行钦已弃甲而去，（行钦亦以兵攻邺，闻兵变，别拔营去）不知其所奏如何，正当赴阙自陈以杜谗口。”帝从之。至相州，获官马二千匹。元行钦已以蜚语入奏。及至汴，有姚彦温来投，谓“主上已惑行钦之言，事势已离，不可再合。”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庄宗寻为郭从谦所弑，帝急入洛，时魏王继岌征蜀未还，帝谓朱守殷曰“公善巡抚以待魏王，吾奉大行梓宫，礼毕即归藩矣！”而群臣上笺劝进至再三，请监国，帝始从之。据此，则明宗遇军变后，率兵向京师，并无反心，只欲自诉，迨庄宗被弑，犹欲俟其子继岌至而奉之，可谓纯臣也。然考当日情事，有不尽然者。明宗性本淳实，兵变之初，固不肯因以为利，即兵变后，欲归藩待罪，欲上章申理，亦属实情。然是时惟有只身归朝，庶明心迹，而明宗武夫，岂能知此？方外怵于元行钦之奏其反，内惑于石敬瑭、安重诲等之劝其反，势当骑虎难下之时，不得不为挺鹿走险之计。（左传“鹿死不择音，挺而走险，急何能择？”）则当其率兵而南，固已变计决反，非真欲面诉于庄宗之前也。天下岂有欲自诉不反，而转举兵向阙者？本纪所云赴阙自陈，可不辨而知其饰说也？且是时甫一举足，反形已露。康义诚曰“今从众则有归，守节则将死。”明宗纳其言。（义诚传）非决计反，则何以纳其言也？郑琮在营中，安重诲欲征四方兵，琮历数诸道屯兵之数，附口传檄，相次而至。（琮传）王晏球率兵戍瓦桥关，明宗招之，即以兵来会。（晏球传）非决计反，则何以征诸道兵也？至相州，即掠官马以益军矣；至河上，则劫上供船绢帛以犒军矣。既先以三百骑付敬瑭，使速入汴。（石晋传）又养子从珂自横水率兵与王建立倍道驰至，由是军声大振。（废帝传）其抗逆之迹已不待言。而本纪犹谓其入汴、入洛，犹怀退让。盖当时实录，例有隐讳，修史者但照本抄录，不复改订耳。欧史则书军变后，嗣源入于魏，与在礼合，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将三百骑为先锋，嗣源至钜鹿，掠马三千以益军。是明著其反逆之迹，可谓直笔。而其先本无欲反之意，则于石晋纪及霍彦威传内见之。是又不没其初念，以见其仓卒被逼，不同于郭威之自澶州入也。

　　汉隐帝纪：

　　帝密诏李洪义诛王殷，又诏郭崇诛郭威、王峻，而洪义不敢发，反以诏示威，威即召王峻、郭崇及诸将校至，曰“君等当奉行诏书，断予首以报天子。”崇等曰“此必李业等所诬构，事可陈论，何须自弃？”于是争劝威入朝。乃率众南行。周太祖纪亦云：帝（郭威）途次，又谓将校曰“吾此来万不得已，然以臣拒君，宁论曲直？汝等不如奉行前诏，我以一死谢天子，实无所恨！”是郭威本志似尚能守臣节者。案魏仁浦传：郭威得洪义所示密诏，即召仁浦于卧内，仁浦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令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遂举兵渡河。是威方更诏书以欺众，讵肯以天子诛己之诏出示诸将，使奉诏杀己乎？本纪所云，诬饰显然。欧史帝纪则直书郭威反。

　　周太祖纪：

　　汉隐帝遣慕容彦超拒郭威于刘子坡，王师败，威谓宋延渥曰“尔国亲，可速往卫主上。”明日，望见帝旗在高坡之上，谓隐帝在其下，即免胄而前，左右劝止之，威曰“吾君在此，又何忧焉！”及至，则隐帝已去矣。案刘子坡之战，隐帝亲在阵中，威果欲自诉，何不于是时释甲趋谒？乃方遣何福进、王彦超、李筠等大合骑以乘之。既败王师，岂有明日又欲束身见主之理？且明日清晨，隐帝已为郭允明所弑，又安得有旌旗在高坡之上？其为饰说，亦不待辨也。

　　隐帝既崩，郭威遣人迎湘阴公赟来即位，已而威至澶州，兵变入京，王峻闻赟已至宋州，虑左右变生，遣郭崇以七百骑往卫之。案十国春秋：崇至宋州，赟召见于楼上，判官董裔说赟曰“崇瞻视举措，必有异谋，不如杀之。”赟犹豫不决，崇遂幽赟于外馆。是峻之遣崇，本欲害赟于途也。而本纪反云卫之，尤属矛盾。欧史则直书王峻遣郭崇以七百骑逆赟于宋州，杀之。

　　薛史失检处

　　唐庄宗之被弑也，弟存霸自河中奔太原，存渥亦自洛与刘后奔太原。薛史苻彦超传谓：存霸至太原，与吕、郑二内官谋杀留守张宪及其部将苻彦超，彦超觉之，部下大噪，宪出奔，军士杀存霸及吕、郑。而张宪传则谓：存渥奔太原，左右见其马已断饰，必战败而逃者，因欲杀吕、郑，系存渥以观变，宪不可，而彦超已诛吕、郑，军士大乱。是一事也，彦超传则以为存霸，宪传则以为存渥，殊属两岐。案存渥出奔，行至风谷，为部下所杀，惟存霸翦发为僧，求彦超庇护，而军士杀之。是与吕、郑同被杀者，乃存霸非存渥也。欧史则宪、彦超二传，皆书存霸。　　又南唐刘仁赡死守寿州。薛史则列在周书，盖以其有降表至，周世宗加以官秩，既没，又赠恤极隆，故列之于周臣也。然仁赡固守无二志，其子崇谏劝之降，即斩以徇。及病甚，不知人事，副使孙羽诈为仁赡书以降，且舁至周营，世宗嘉其忠于所事，加爵进官，诏出而仁赡已卒。是仁赡实未尝降也。薛史周纪既书刘仁赡上表乞降，令其子崇让请罪。仁赡传亦云赡病急，翻然纳款。末又云先斩其子崇谏，其后出降，乃欲保其后嗣，抑有由焉。是真谓仁赡之初抗节而终改节矣。若非欧史辨明，岂不受诬千载邪？　　苻彦饶斩白奉进之兵，奉进来责，彦饶麾下兵噪而杀奉进，已而军将马万等作乱，缚彦饶送京，诬其通范延光谋反。晋祖遂使人杀之于途。薛史竟称彦饶通延光反，伏诛。欧史则直书其事，谓以反诛，非其罪也。可见薛史全据各朝实录，而不复参考事之真伪，此欧史之所以作也。

　　薛史亦有直笔

　　薛史虽多回护处，然是非亦有不废公道者。

　　列传诸臣多与居正同仕前朝，否则其子孙亦有与居正同官于宋者。赵延寿子廷赞，仕宋为卢延等州节度使，而延寿传不讳其背晋附辽，求为辽太子之事。崔协子颂，仕宋为谏议大夫，而协传直书任圜讥其没字碑。符存审子彦卿，仕宋封魏王，而存审传不讳其少时犯罪，将就戮，以善歌，得妓者救免之事。王继宏子永昌，仕宋为内诸司使，而继宏传载其曾为高唐英将，唐英待之甚厚，后竟杀唐英，自为留后，曰“吾侪小人若不因利乘便，何以得志？”尹晖子勋，仕宋为防御使，而晖传不讳其反戈推戴唐废帝之事，传赞并谓因倒戈而杖钺，岂义士之所为？赵在礼孙廷勋仕宋，历岳、蜀二州刺史，而在礼传载其在宋州贪暴，及移镇，民相贺曰“拔去眼中钉矣！”在礼闻之怒，又乞留宋一年，每户征钱一千，号“拔钉钱”。后契丹入汴，索在礼货财，在礼不胜愤，以衣带就马枥自缢死。安审琦三子皆仕宋为显官，而审琦妾通于隶人，遂与之通谋，杀死审琦之事，传中亦不讳。此足见其直笔，不以同官而稍有瞻徇也。　　他如高汉筠子贞文，仕宋为开封尹，而汉筠传历叙其洁己爱民，则以汉筠本良二千石也。高行周子怀德，仕宋为驸马都尉，而行周传叙其历官政绩，则以行周本能以慎重自处者也。此薛史之终不可没也。

　　薛欧二史体例不同　　薛史梁祖纪开首即以帝称之，欧史则先称朱温，赐名后称全忠，封王后称王，僭位后始称帝。盖薛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

　　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　　薛史凡除官自宰相至于刺史，皆书于本纪，几同腐烂朝报。欧史则但书除拜宰相及枢密使，其余不书，以省繁冗也。

　　五代革易频仍，惟梁、唐创业各三十余年，故其臣有始终在一朝者，其他未有不历仕数朝。薛史则以死于某朝者即入于某朝传内。如张全义、朱友谦、袁象先等，事迹多在梁朝，而编入唐书。杨思权佐唐废帝篡位，而编入晋书。冯道历唐、晋、汉、周皆为相，而编入周书。欧史则以专仕一朝者系于某朝，其历仕数朝者，则另为杂传，以叙其历宦之迹，此又创例之最得者。

　　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　　欧史虽多据薛史旧本，然采证极博，不专恃薛本也。宋初薛史虽成，而各朝实录具在，观通鉴考异，尚引梁太祖、唐庄宗实录，则欧公时尚在可知也。欧史郭崇韬传赞云“余读梁宣底，则实录之外，又有宣底等故籍，皆不遗也。”刘煦之旧唐书修成亦未久，其所援据底本，方藉以修新唐书，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又足资考订。至宋初诸臣记五代事者尤多。案宋史：范质尝述朱梁至周为通鉴六十五卷。（质传）王溥亦采朱梁至周为五代会要，共三十卷。（溥传）王子融集五代事，为唐余录六十卷。（子融传）路振采五代九国君臣事迹，作世家列传。（振传）郑向以五代乱亡，史多缺漏，著开皇纪三十卷。（向传）此外又有孙光宪北梦琐言、陶岳五代史补、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刘恕十国春秋、龚颖运历图（见于宋艺文志）及晁公武读书志者，皆在欧公之前，足资考订。其出自各国之书，如钱俨之吴越备史、备史遗事、汤悦之江南录、徐铉之吴录、王保衡之晋阳见闻要录，又皆流布。而徐无党注中所引证之唐摭言、唐新纂、九国志、五代春秋、鉴戒录、纪年录、三楚新编、纪年通谱、闽中实录等书，又皆欧所参用者。盖薛史第据各朝实录，故成之易，而记载或有沿袭失实之处。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故所书事实、所纪月日，多有与旧史不合者，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　　欧史书法谨严

　　不阅旧唐书，不知新唐书之综核也；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也。

　　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

　　其用兵之名有四：

　　两相攻曰攻。如梁纪：孙儒攻杨行密于扬州是也。

　　以大加小曰伐。如梁纪：遣刘知俊伐岐是也。

　　有罪曰讨。如唐纪：命李嗣源讨赵在礼是也。

　　天子自往曰征。如周纪：东征慕容彦超是也。

　　攻战得地之名有二：

　　易得曰取。如张全义取河阳是也。

　　难得曰克。如庞师古克徐州是也。

　　以身归曰降。如冯霸杀潞将李克恭来降是也。

　　以地归曰附。如刘知俊叛附于岐是也。

　　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人为皇后。如唐明宗纪：立淑妃曹氏为皇后是也。

　　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为皇后。如唐庄宗纪：立刘氏为皇后是也。

　　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从之，褒贬自见。

　　其他书法亦各有用意之处。

　　如梁纪书弑济阴王，王即唐昭宣帝也。不曰昭宣帝而曰济阴王者，逊位后，梁所封之王书之，以著其实；又书弑，以著梁罪也。

　　襄州军乱，杀其刺史王班。不书王班死之，而以被杀为文者，智不足以卫身而被杀，不可以死节予之也。　　杀王师范。不曰伏诛，而曰杀者，有罪当杀曰伏诛；不当杀则以两相杀为文也。

　　郢王友圭反。反与叛不同，叛者，背此附彼；反则自下谋上，恶逆更大也。反不书日者，反非一朝一夕，难得其日也。

　　梁太祖、唐庄宗皆被弑，故不书葬。唐明宗考终，宜书葬矣，以贼子从珂所葬，故亦不书也。

　　梁纪：天雄军乱，节度使贺德伦叛附于晋。乱首系张彦而书德伦者，责在贵者也，而德伦究不可加以首恶而可责以不死，故书叛附于晋也。

　　唐灭梁，敬翔自杀。翔因梁亡而自杀，可谓忠矣。不书死之而但书自杀，以梁祖之恶，皆翔所为，故不以死节予之也。

　　除官非宰相、枢密使不书。（说见前）而唐纪书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者，著其授官之太滥也。

　　明宗纪：先书皇帝即位于柩前，继书魏王继岌薨。见其即位时，君之子尚在，则其反不待辨而自明也。

　　又书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既而杀之。从谦弑庄宗，乃不讨而反官之，见明宗之无君也。其罪本宜诛，乃不书伏诛，而书杀者，明宗亦同罪，不得行诛，故以两相杀为文也。　　秦王从荣以兵入兴圣宫，不克伏诛。从荣本明宗子，以明宗病，恐不得立，以兵自助，故不书反。而擅以兵入宫，其罪当诛，故其死书伏诛也。

　　汉纪：隐帝崩，即书汉亡。隐帝被杀后，尚有李太后临朝，及迎湘阴公赟嗣位之事，汉犹未亡也，而即书汉亡，见太后临朝等事，皆周所假托，非汉尚有统也。

　　周太祖纪：书汉人来讨，周祖篡汉得位。崇之于周，义所当讨，故书讨也。

　　世宗纪：书帝如潞川攻汉。不曰伐而曰攻者，曲在周也。　　此可见欧史本纪书法一字不苟也。

　　其列传亦有折衷至当者，死节分明。　　如王彦章、裴约、刘仁赡既列之死节传矣。尚有宋令询、李遐、张彦卿、郑昭业等，皆一意矢节，以死殉国，而传无之，则以其事迹不完，不能立传故也。然于本纪特书死之，以表其忠，固不在传之有无矣。　　张宪留守太原，庄宗被弑后，皇弟存霸来奔，或劝宪拘存霸以俟朝命，张昭又劝其奉表明宗，宪皆涕泣拒之，已而存霸为苻彦超军士所杀，宪出奔沂州。薛史书宪坐弃城，赐死。欧独明其不然，然以其不死于太原，故亦不入于死事传，但书宪出奔沂州见杀而已。

　　药彦稠、王思同皆以兵讨潞王从珂，为从珂所执而死。乃思同入死事传，而彦稠不入，则以思同词义不屈，系甘心殉国者。彦稠第被执见杀，不可竟以死节予之也。于此可见欧史之斟酌至当矣。

　　欧史传赞不苟作

　　欧史纪传各赞皆有深意。

　　于张承业传则极论宦官之祸，而推明郭崇韬之死由于宦官之谮，使崇韬不死，其所将征蜀之兵皆在麾下，明宗能取庄宗之天下而代之哉？追原祸本，归狱貂珰，可谓深切著明矣！

　　唐六臣张文蔚等押传国宝逊位于梁，此事与朋党何涉？而传赞忽谓此时君子尽去，小人满朝，故其视亡国易朝，恬不知怪。而所以使君子尽去者，皆朋党之说中之也。盖宋仁宗时，朝右党论大兴，正人皆不安其位，故借以发端，警切时事，不觉其大声疾呼也。

　　至晋出帝纪赞，深明以侄为子而没其本生父为非，谓出帝本高祖兄敬儒之子，当时以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以为真高祖子也。礼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自古虽出继为人后，未有绝其本生而不称父母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也。”于晋家人传赞，又反覆申明之。则以当时濮议纷呶，朝臣皆以英宗当考仁宗，而以本生濮王为伯，欧公与韩琦等独非之，故因是以深斥其非礼也。可见欧史无一字苟作。

　　欧史失检处

　　欧史亦有失检处。

　　唐昭宗之被弑也。李彦威传则云：梁祖遣敬翔至洛，与彦威等谋弑之。李振传又云：梁祖遣振至洛，与彦威等谋弑之。此必有一误。

　　梁本纪书：朱友谦叛，杀同州节度使程全晖。而全晖传则云：全晖奔京师。是纪传两不符合。薛史则纪传皆称奔京师，当不误也。

　　罗绍威传：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军，岁久益骄，至绍威时，已二百年。案承嗣至绍威，实止百五十年。欧史所云亦行文之误。

　　郑傲传：遨与李振善，方振贵显，遨不一顾，振得罪南窜，遨徒步千里往视之。案振仕梁为枢密使，并无远谪之事，及唐灭梁，振即被诛，又未尝贬窜也。而遨传何以云耶？

　　唐庄宗被弑后，其弟存霸奔太原。据苻彦超传则云：彦超欲留之，军士大噪，遂杀之。张宪传又云：宪欲纳之，彦超不从，存霸乃见杀。亦不画一。　　且欧史例以历仕数朝者入杂传，专仕一朝者入某朝传。氏叔琮、李彦威、李振、韦震皆只仕梁一朝，何以不入梁传而入杂传？元行钦先事刘守光，继降唐，何以反不入杂传，而列于唐臣传？此不免自乱其例也。　　至如宋太祖奋迹全在周朝，建立战功，勋望由此大著。薛史于周纪一一叙之。如高平之战，则书今上先犯其锋。清流关之战，书今上破淮贼万五千人，擒皇甫晖、姚凤。六合之战，书今上大破江南军于六合。楚州之役，书今上在城北，亲冒矢石，登城拔之。迎銮江口之捷，书今上率战桌（舟船），直抵南岸，焚栅而还。此皆宋太祖历试之迹也。欧史一概不书，但云周师击败之而已，岂以宋祖仕周为讳耶？然宋祖由周臣为军士拥立，固不能讳，亦不必讳也。居正在太祖时修史，必进御览，并不隐讳。欧史修于仁宗时，乃转讳之耶？盖第欲取其行文之净耳。

　　一产三男入史　　一产三男、四男入史，自旧唐书始。高宗纪：嘉州辛道让妻一产四男。高苑县吴文威妻魏氏一产四男。哀帝纪：颖州汝阴县彭文妻一产三男。欧阳五代史仿之，亦载于本纪。如同光二年，军将赵晖妻一产三男是也。

　　或以为瑞而记之，不知此乃记异耳。徐无党注云“此因变异而书，重人事，故谨之。后世以此为善祥，故于乱世书之。”以见其不然也。今案唐高宗后即有武氏之祸。哀帝正当失国时，尚有此事。又宋哲宗绍圣四年，宣州民妻一产四男。元符二年，河中猗氏县民妻一产四男。徽宗重和元年，黄岩民妻一产四男。未几，即有金人之祸。可知一产三男、四男，皆是变异，非吉祥也。

　　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　　宋太祖由陈桥兵变，遂登帝位。查初白诗云“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盖以为世所稀有之异事也。不知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相沿为故事，至宋祖已第四帝矣。宋祖之前，有周太祖郭威；郭威之前，有唐废帝潞王从珂；从珂之前，有唐明宗李嗣源，如一辙也。

　　赵在礼为军士皇甫晖等所逼，据邺城叛。庄宗遣嗣源讨之，方下令攻城，军吏张破败忽纵火噪呼，嗣源叱之，对曰“城中之人何罪？但思归不得耳。今宜与城中合势，请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谕之，乱兵呼曰“令公不欲，则他人有之。我辈狼虎，岂识尊卑？”安重诲、霍彦威等劝嗣源许之，乃拥嗣源入城，与在礼合，率兵而南，遂得为帝。（见霍彦威等传）此唐明宗之由军士拥立也。　　潞王从珂为凤翔节度使，因朝命移镇，心怀疑惧，遂据城拒命。愍帝命王思同等讨之，张虔钊会诸镇兵皆集，杨思权攻城西，尹晖攻城东。从珂登城呼外兵曰“吾从先帝二十年，大小数百战，士卒固尝从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我实何罪而见伐乎？”因恸哭，外兵闻者皆哀之，思权呼其众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拥军士入城。晖闻之，亦解甲降，从珂由是率众而东，遂得为帝。（见王思同、杨思权等传）此废帝之由军士拥立也。

　　郭威以汉隐帝欲诛己，遂起兵犯阙，隐帝遇弑，威请太后临朝，又迎立湘阴公。会契丹兵入滑州，威率兵北伐，至澶州，军校何福进等与军士大呼，越屋而入，请威为天子，或有裂黄旗以加其身者，山呼震地，拥威南还，遂得为帝。（见汉、周各本纪）此周祖之由军士拥立也。

　　尚有拥立而未成者：　　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时，因出猎，军中忽有拥之呼万岁者，敬瑭惶惑，不知所为。段希尧劝其斩倡乱者李晖等三十余人，乃止。（希尧传）　　敬瑭为帝后，命杨光远讨范延光，至滑州，军士推光远为主，光远曰“天子岂汝等贩弄之物？”乃止。（光远传）

　　苻彦饶率兵戍瓦桥关，裨将张谏等迎彦饶为帅，彦饶伪许之，约明日以军礼见于南衙，遂伏甲尽杀乱者。（彦饶传）　　郭威自澶州入京，有步军校因醉扬言“昨澶州马军扶策，今我步军亦欲扶策。”威闻，急擒其人斩之，令步军皆纳甲仗，始不为乱。（周本纪）

　　此皆拥立未成，故其事未甚著，然亦可见是时军士策立天子，竟习以为常。

　　推原其始，盖由于唐中叶以后，河朔诸镇各自分据，每一节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军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节。（见新旧唐书藩镇传）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往往害一帅、立一帅，有同儿戏。今就唐末及五代计之：　　黄巢之乱，武宁节度使支详遣时溥率兵赴难，兵大呼，反逐支详，推溥为留后。（溥传）

　　青州王敬武卒，三军推其子师范为留后。（师范传）

　　义武王处存卒，军中推其子郜为留后。

　　李克用之起也，康君立等推为大同军防御使。

　　朱瑄本郓州指挥使，军中推为本州留后。　　天雄军乱，囚其节度使乐彦贞，并杀其子从训，聚而呼曰“孰愿为节度使者？”罗弘信出应之，牙军遂推为留后。（弘信传）

　　夏州李思谏卒，军中立其子彝昌为留后。

　　赵在礼之被逼而反也，军士皇甫晖因戍兵思归，劫军将杨仁晸为帅，仁晸不从，晖杀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从，亦杀之，乃携二首诣在礼曰“不从者视此。”在礼不得已从之，遂为其帅。

　　如此类者，不一而足。计诸镇由朝命除拜者十之五六，由军中推戴者十之三四。藩镇既由兵士拥立，其势遂及于帝王，亦风会所必至也。

　　乃其所以好为拥立者，亦自有故。拥立藩镇，则主帅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骄子，虽有犯法，亦不敢问。如魏博牙兵是也。（说见后）拥立天子，则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剽掠。如：

　　明宗之立，赵在礼即授沧州节度使，皇甫晖亦擢陈州刺史。杨思权叛降废帝于凤翔时，先谓废帝曰“望殿下定京师后，与臣一镇，勿置在防御团练之列。”乃怀中出一纸，废帝即书“可邠宁节度使。”后果与尹晖皆授节镇。同时立功之相里金、王建立亦擢节度使。

　　周祖即位，亦以佐命之王峻为枢密使，郭崇为节度使。

　　此将校之所以利于拥立也。至军士之得重赏恣劫夺，更无纪极。

　　明宗之入洛也，京师大乱，焚剽不息，明宗亟命止焚掠，百官皆敝衣来见。（本纪）

　　废帝之反，愍帝遣兵讨之，幸左藏库赏军人各绢二十匹、钱五千，军士负物，扬言于路曰“到凤翔，更请一分。”（康义诚传）王师既降，废帝许以事成重赏，军士皆过望，及入立，有司献库籍甚少，废帝大怒，自诸镇至刺史皆进钱帛助赏，犹不足，乃率民财佐用，囚系满狱，又借民屋课五月。（卢质、李专美等传）诸军犹不满欲，相与谣曰“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本纪）先是帝在凤翔，许入洛后，人各赏百缗，至是以禁军在凤翔降者，杨思权等，各赏马二、驼一、钱七十缗，军士二十缗，在京者十缗。（通鉴）

　　周太祖初至滑州时，王峻谕军士曰“我得公处分，俟入京，许尔等旬日剽掠。”众皆踊跃。（本纪）及至汴，自迎春门入，诸军大掠，烟火四发。明日，王峻、郭崇曰“若不禁止，比夜化为空城矣！”由是命诸将斩其尤甚者，晡时乃定。（本纪）而前滑州节度使白再荣已为乱军所害，侍郎张允坠屋死，（隐帝纪）安叔千家赀已掠尽，军士犹意其有所藏，棰掠不己，伤重归于洛阳。（叔千传）时有赵童子者，善射，愤军士剽掠，乃大呼曰“太尉志除君侧之恶，鼠辈敢尔！乃贼也！”持弓矢据巷口，来犯者辄杀，由是保全者数十家。后周祖闻民间有赵氏当有天下之谣，疑此童子，遂使人诬告杀之。（五代史补）又赵凤见居民无不剽之室，亦独守里门，军不敢犯。（凤传）是周祖犯阙时，居民得免劫夺者，惟此二赵之里，其他自公卿以下，无不被害也。

　　此军士之利于拥立也。

　　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开辟以来，一大劫运也。